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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帝国的慰安妇》:爱国的慰安妇与帝国

2020-06-10 来源:http://www.5788sun.com 506

书名:帝国的慰安妇:殖民统治与记忆政治作者:朴裕河译者:刘夏如出版社:玉山社出版日期:2017/07/01

《帝国的慰安妇》:爱国的慰安妇与帝国

「爱国」的慰安妇

1.「自愿性」的结构

「慰安妇」的「强制连行」,基本上只限于战场与佔领地。吉见教授指出,印尼的「安汶岛上确实发生过强制连行与强制使役」。(吉见义明,二○○九夏季)但正如前述,那里的强制性与朝鲜人慰安妇所面临的强制性,两者并不能等同视之。那些朝鲜人女性,很多人都是在贫困的日子中,为了奢求「吃口白米饭」,或是想读书却受制于家父长制的束缚,想逃离现状而离家出走,追求个人独立生活。

然而,即使看起来是「自愿」前去的,那也只是表面上的自愿性而已。是整体社会结构驱使那些女性选择从事「丑业/性工作」工作的,与她们个人的意志无关。她们只是因为贫穷、因为生在殖民地以及强大的家父长制社会,没有机会受教育(累积文化资本)可以从事其他工作来独立生活。

所谓工作,是让自己有「立足之地」,不用依靠家里、经济自立、对社会有贡献。但提供「性」的工作,即使制度上没有问题(例如合法公娼),仍然无法在社会上/心理上被接受。在这种情况下,从事那样的工作,若她们是「自愿」前往,其背后社会结构的问题才是应该思考的重点。更何况,那些参加招募而来的女性,她们除了必须在战场最前线忍受炸弹和暴力的折磨,同时还要应付士兵们的性需求。

战争开始,我们就拿起锄头挖洞,在岛上四处走避空袭。那时,杨应七(音译)跟任昌洙(音译)两人会让我坐油轮移动。等我身体恢复后,再运送炸弹。逃难途中,我会拿木板挡一下洞口,然后就在洗衣服的大木盆里放满水,清洗下半身。没多久,男人就扑过来了。有时,会在香蕉、椰子或sasapo(意义不明)等水果树下,搭起帘子就跟男人们做了。有时,我会拒绝喝醉酒扑过来的军人,说我性器肿胀疼痛没办法,他就用剑打我肩膀。有时也会被军人用枪桿打脸。而且,有时连走路都没办法好好走了,还是得帮忙清洗染血的绷带。(《强制》2,六十页)

这些女性所从事的工作,已经连丑业/性工作都不能算了。在那种极限状态下,能否拿到「报酬」(「军票」)实在很令人怀疑。最重要的是,这个证言很传神地说明了,她们所扮演的角色,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「娘子军」。她们挖洞藏身、逃难途中必须运送炸弹和洗绷带;然后,空档时间还得应付士兵们的性需求。身体很不舒服时,虽然会拒绝军人,但还是竭尽全力协助日本军队的作战。她们做这些工作,事实上无关自愿与否,是背后无形的压迫结构,逼着她们不得不如此。

2.慰安妇扮演补助军的角色

慰安妇围绕着士兵们,「她们聚集过来,很热心做生意、打招呼,不断向我们献殷勤」,「看起来很开朗快乐」、「一点也没有所谓『性奴隶』的样子」。(小野田宽郎,二〇〇七)以上是否定论者的证词。但之所以有如此表现,与前述无形的压迫结构有关。她们的献殷勤、开朗、快乐,其实是因为她们想以自己的方式,努力为「国家」奉献。在业者严密的监控管制下,她们已经明白,无法凭自己的意志来改变一切、回去故乡。最初的为难困惑、愤怒与悲哀,随着时间的流逝,她们不想再自怨自艾,转而採取积极的行动。但对此又有谁有资格能批判她们呢?如同小说《蝗》的情节,「唱歌的慰安妇」与「悲惨的慰安妇」,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存在。「献殷勤」的笑容与慰安妇的悲惨性,其实也是可以并存的。

这些女性,对于自己被赋予的「慰安」任务,恪尽职守。那种热心殷勤的笑容,不只是卖春妇的笑容,更是「爱国女孩」的笑容,完全忠于自己慰安士兵的角色。即使有否定论者所说那种「用眼泪欺骗士兵或下级士官,诈取高于规定消费金额的钱,是很厉害精明的女人」(同前书)的情节,日本人自己也完全没有立场可以批判她们。因为,是日本为了「慰安」士兵,才需要这些殖民地女性去当慰安妇的。或许也正由于她们「很厉害精明」,才有办法忍受白天洗衣看护、晚上陪睡的那种残酷严苛的重劳力生活。

帝国的男人们以「为国」而战的大义名分,远赴战场。身为殖民地人民、身为「平民女性」,这些朝鲜人慰安妇仅存的尊严与生存意义,就是「慰安」那些为国而战的士兵们。(木村才藏,二〇〇七)她们只能肯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,并内化成「爱国心」。同样地,战争动员时期,「除了内地之外,有许多志愿赴战场的人,不断从朝鲜、台湾涌过来」。(同前书)这种「爱国」的表现,毫无疑问,是日本刻意让殖民地人民将其内化的结果。

日军慰安妇当中,有些人甚至会跟着军队进到深山内地,其中多为殖民地女性。她们是是个人选择抑或结构所导致,无法明确得知。但她们确实「为了国家」而跟着日军跋山涉水、留驻在那样的地方。日本的「爱国者」(往往也是慰安妇问题否定论者)批判这些殖民地慰安妇女性,其实是很矛盾的。如果因为是朝鲜人才被置于那样严苛的环境,那幺就是对殖民地女性抱持着「阶级与民族」的双重歧视。即使是「自愿」选择前去,她们的自愿性与积极性,也都必须置于前述「爱国」的强制性结构下来重新理解。

不管是为了赚钱或被强制,朝鲜人慰安妇身处危险之地、饱受生命威胁是事实(《毎日グラフ别册 日本の戦歴》,二十一页,与军队共同渡河的照片及照片标题说明)。即使真是出于慰安妇个人的积极性,「为了不想被歧视,必须表现的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」这样的殖民地结构,我们也不应该忘记。

如同在陈村那样,大陈岛这里也是,入冬后,一个月会有一天的休假日,不用慰安军人。休假日早晨,会到日本军人的墓地除草、拈香、扫地,双手合十致敬。那里都是一些死后无法归乡、埋骨于此的军人。即使是下雪酷寒之日,也会上山来做这些工作。不清楚墓地的时候,知道地点的人就会来带我们过去。假日会清洗有血污的军服或棉被,将它们重新缝整好再拿去部队。

另外,军人们出征时会开欢送会,他们回来时也会出去迎接。偶有空档时间,会做些消防演习,或摆好装米布袋,做刺枪练习。消防演习在陈村也做过,但此时在这里会戴上黑帽、穿黑色绑脚雪裤(工作服)。(《强制》2,一七七页)

朝鲜人慰安妇,不仅必须慰安活着的日本军人,也必须抚慰死亡的军人。清洗「有血污的军服」以备下一场战事。为了必要时可以跟日本军人一起作战,有时也要接受备战的「训练」。这些已经是国防妇人会成员在做的事了,完全就是战场上的国民总动员风景。正因为如此,当时的她们可以被视为与日军「命运」相连、生死与共的「同族」(古山高丽雄,〈白色田圃〉,九十页),一起参与日本的战争。

有关战场上士兵们的性行为,该如何看待呢?面对死亡这样的「非日常」,在巨大的压力下企图重返「日常」,或许也是种苦闷欲望的展现吧,很难一律贬斥。但要追究这个问题的责任时,性行为的主体─日本军人(或其后裔),或许会认为当时的军人在慰安所的性行为是「为了确认自己曾经短暂活过」。(诹访澄,二〇〇七)但那种确认,对本人或许是活着的「证明」,但对他者而言,可能就只是纯粹的痛苦。会有这种「证明曾经活过」的想法,基本上并未考虑到他者的立场。

安倍晋三首相曾将慰安妇与韩国的「妓生之家」(キーセンハウス)做比较(《歴史教科书への疑问》,一九九七,三一三页)。慰安所是为了「战争遂行」的军人专用场所。「妓生之家」则是七〇年代时,韩国为了吸引日本观光客而设置的卖春设施。从帮助国家赚取外汇的角度来看,「妓生之家」与过去的「唐行小姐」,结构上是一样的。但即使如此,多数慰安所还是有其特殊性,那是一个被迫移动到远方、生命饱受威胁、暴力被日常化的战地场所。而里面的朝鲜人慰安妇,对习于绝对服从的军人而言,她们是自己唯一可以行使权力的对象。让女性身处那样的权力关係结构,不仅默认不管,甚至进而强化那样的结构,这是朝鲜人慰安妇问题当中,日本政府最大的责任所在。

慰安妇与帝国

《帝国的慰安妇》:爱国的慰安妇与帝国

受到尹贞玉教授见解的影响,韩国的慰安妇问题相关人士,一直将现代日本视为军国主义国家或具有侵略性的国家,认为慰安妇问题是日本特有的问题,原因即在于天皇制与武士传统。

然而,慰安妇问题的根本源头在于公娼制度。公娼制度允许传统社会买春卖春的性交易活动,并加以管理。步入近代之后,越来越多的贫困少女被贩卖至海外,她们最初的安身之地,大多是港口城市。近代国家为了管理这些人口的移动,同时,也为了尽可能留住那些「热望国家势力扩张」的筑梦男性,进而将海外公娼合法化。就此意义而言,公娼制度促进了帝国主义(国家主义)的扩张与在地化。

将这种海外公娼制度移植到韩国的,正是日本(参照第一部第一章第二部分中的「业者的参与协力」)。而比日本更早在亚洲设立海外公娼制度的,则是西欧各国。西方国家在亚洲建立殖民地,日本为了避免被西方殖民地化,自己也加入了帝国主义行列。整体而言,公娼制度与帝国主义的发展,在时间上是一致的。

日本在台湾、朝鲜半岛以及中国部分地区建立了殖民地。同一时期,英国在香港、法国在中南半岛也都有殖民地,荷兰甚至更早就在印尼建立了殖民地。其中,「亚洲的英属殖民地,公娼习俗作为制度性的存在,甚至比近代日本的开国更早。」香港早在一八四五年六月就正式承认娼楼的存在,一八五七年公布「性病检查条例」(条例第十二号),一八六七年制定新条例,规定了娼妓的登录与实施身体检查等相关事项。(矢野畅,一九七五年,四十页)

描写日本「唐行小姐」的名着《山打根第八号娼馆》(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馆)(山崎朋子,一九七二年),曾提及长崎少女被卖到婆罗洲的故事。当时亚洲女性的人口移动方向,多是流往欧美各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地区。类似像新加坡那样,充满了「淫蕩白人蠢蠢欲动的港都」(矢野畅,一九七五年,十页),往往是故事常见的背景。传统社会的家父长制、支持海外扩张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,都是驱使这些贫困少女「海外移动」的结构因素。

不消说,军队的存在,是「军队慰安妇」问题的根本理由。但「慰安妇」的存在,并不只是为了服务军人,同时也服务那些因为商业目的或失业等理由,远赴海外谋生的劳动者。例如,被动员来日本矿坑开垦的朝鲜人劳动者,他们的性需求也是慰安妇存在的理由,因而有所谓的「企业慰安妇」。企业慰安妇基本上,正是为了支援日本的劳动力、壮大日本帝国主义发展而产生的。这些被动员而来的朝鲜人女性,可说是朝鲜半岛出身的「唐行小姐」。在大日本帝国境内,这些朝鲜人矿工,以及群聚在矿场週遭的朝鲜人企业慰安妇,皆可视为由边缘往中心移动、支撑大日本帝国的境外劳力(「唐行者(からゆき)」)。为了竞相「打造帝国」,对于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言,「慰安妇」的存在,几乎是结构上的必然。

社会底层女性为求生存的人口流动,往往也意味着将她们编入不同的经济运作体制内,并藉此提高其「身价」,导致底层女性人口的海外移动,络绎不绝。换句话说,所谓的「慰安妇问题」,不仅仅是国家或帝国等政治层面的问题,本质上更是资本主义的问题。帝国/国家以商业「交易」为名,强迫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,形塑出对自己有利的环境,再从中进行商品买卖获取利益。同样地,从事人口买卖的业者或雇主,则是以女性身体为商品,与消费者进行交易。在经济的层面,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益者,其实是这些业者或雇主,无视这些人的存在,将无法看清慰安妇问题的本质。

这些人口商贩们,在离乡背井的环境下,苦心竭虑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。在异地打拼的过程中,不管是日常生活上的纠纷,或是战争层面的议题,难免会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。帝国主义当局,必须一一克服这些矛盾难关,妥善因应并管理,儘量让他们留在当地,越久越好,才能继续维持帝国势力的扩展,贡献国家经济的成长。慰安所表面上是为了军队征战所需,追根究底,则在于前述帝国主义的本质,以及压榨个人以追求最大利益的资本主义。所谓的「战争」,有时不过是藉由武力的手段,来成功扫除经济竞争途上的绊脚石而已。日本近代启蒙主义者福泽谕吉曾说过:「娼妇到海外卖春,对日本而言,乃『经世上之必要』。」(矢野畅前揭书,四十五页)这句话,真是不可思议的準确点评。

近代国家为了追求「富国」,必须确保资源、贩卖商品,不断地扩张领土与国家的影响力。现代国家,虽然不敢再如此明目张胆地扩张领土,但为了本国的利益,依然会在各方面拓展实质的影响力。只要这种国家的欲望和推进力持续存在,必然就会持续动员军人,以达成其目的。而为了服务这些单身离乡的军人,女性们再度被动员,以配合本国或对手国家的利益。换言之,「慰安妇」可说是军人长期远在异乡、身处隔离状态下、不正常的结构性产物。不论当初是业者配合招揽或女性个人主动,国家一旦理解到「慰安妇」的效用,最后势必会介入、管理这个特殊性产业。所谓的「慰安」,不过是以「爱国心」为中介,让当事人及他者,都难以洞悉箇中压榨本质的修辞罢了。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军队性服务,日本的慰安妇之所以特殊,在于将慰安妇「皇国臣民化」,让她们成为战争的协力者,而近代天皇制正是让战时「国家总动员」体制成功的关键。这点与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美国和韩国,情况有所不同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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